對于移民現象，“建墻”，還是 “建橋”?剛結束了第一場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的特普朗一直支持第一個選項。也有另一些搞政治的人覺得后者要好些。然后就是：怎么建?英國人出錢，在法國加萊開工的工程已經用實際行動提供了建墻指南。不如看看學者們探討建橋方法——如何讓移民融入主流社會。
 

不少國家曾實施過強制性的融合政策，例如禁止移民母語的學習，或是限制特定服裝的穿著和宗教活動。但這些政策能否達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kerlof 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與杜克大學經濟學教授 Kranton 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中，他提出一種理論：宣傳并教育單一理念的學校，可能會邊緣化那些文化背景與該理念相距較遠的學生，并使得學生本人的價值和信念得到鞏固與加強。Bisin 等學者也提出一種相似的理論，他們認為一個對少數族裔不友好的主流社會環境，反而會強化少數族裔的文化和民族認同。由于一個人的價值觀受到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兩方面的影響，如果社會教育對少數族裔文化實行限制，民族文化認同更加強烈的家長可能會更多地對子女傳輸母文化的觀念與價值。
 

理論需要事實來檢驗。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Vasiliki Fouka 在其博士論文中對以上理論進行了驗證。Fouka 教授把德裔移民作為研究對象。她研究了禁止德語教學對德裔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影響。
 

20 世紀初，德裔移民在美國建立了多所使用德語教學的私立學校。在一些德裔人口占多數提出的地區，他們也為自己的子女爭取到了在公立學校享受雙語教學的機會。德裔移民是融入美國社會較為成功的一個群體，他們可以說是獲得了主流社會的認可和尊重。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這一情況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美國人對德裔移民的態度從友好變得復雜，再從復雜變得反感。聯邦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要求外文出版機構將一切同一戰相關的新聞翻譯成英文;愛荷華州禁止了公民在打電話時講德語;一些愛國組織甚至要求禁止德語的使用。在 1917 到 1923 年中，共有二十一個州頒布法案，禁止私立學校用任何外語進行教學——但事實上，當時美國私立學校的 “外語教學” 幾乎只有德語教學——其中，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對德語教學進行了明文禁止。不過，這些法案于 1923 年被最高法院判定為違憲。
 

對德語教學的禁止，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強制性的融合政策。它對德裔移民這樣一個被公認為與主流社會融合得非常成功的群體，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Fouka 比較了生活在印第安納州(禁止德語教學)—密歇根州(未禁止德語教學)邊境，以及俄亥俄州(禁止德語教學)—肯塔基州(未禁止德語教學)邊境的德裔兒童，發現該政策實際上強化了德裔人口的民族和文化認同。生活在禁止德語教學地區的德裔兒童在長大后更傾向于和同胞通婚，以及給自己的孩子取德國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也更不愿意去做美國志愿兵。
 

這種強化作用會被哪些外部環境因素所增強或削弱呢? Fouka 發現，在德裔居民比例越低的地方，政策對族裔認同的強化作用就越明顯。另外，家庭構成也是一個因素。 Fouda 將德裔兒童的家庭背景分為了兩類：父母雙方均為德裔的，和父母當中只有一方為德裔的。在這里，第一類家庭可以被視為民族和文化認同較為強烈的家庭，第二類家庭則較弱。對兩類兒童進行比較后，Fouka 發現，禁止德語教學的政策對第一類兒童族裔認同的強化效果要更加明顯。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少國家間的移民人數日趨上升，并且移民的背景愈加多元化。與新移民本人一同來到的，有其獨特的語言、習俗和文化。它們與本土文化之間，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如何讓新移民融入到主流社會當中，也就成為了一項重要的挑戰。在多民族和移民國家里，人與人之間、族裔與族裔之間的理解、包容與尊重，無疑對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有著巨大的正面作用。我們該使用怎樣的手段、設計怎樣的政策來達到這一目標，無疑是十分復雜的問題。而在不同的社會與人文環境下，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也會不同。Fouka 的研究告訴我們，強制性的融合措施很可能會適得其反，但什么樣的措施才是有效的，還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來解答。

畢竟，與 “建墻” 這種體力活不同，“建橋”，是一門藝術。